我的结论是

2020-11-02 02:48

和普通人一样,我没被受邀参加春茗活动,和内地大腕、地方长官汇聚一堂。但是,若某场合有内地官员出席,他想和大家握手,我肯定会与他握手以示尊敬。如果我的子女想加入未成年抗议者的队伍,我会关他们一个星期的禁闭,扣他们一个月的零花钱。当国歌在公共场合响起,我希望他们起立。(作者艾利克斯·罗,田颖译)

香港《南华早报》7月5日文章,原题:7月1日那天,我邻居去哪了?如果说香港“七一游行”的参与者代表香港的大多数,那我街区里的那些人去哪了?从统计学来看,我应该至少有机会遇到一两个抗议者。可这个星期里,我跑来跑去询问我邻居是否参加了星期一的游行,结果一个参加的都找不到。或许他们只是不想让人知道他们参与了,但我对这个解释表示严重怀疑。

我们中很多人不愿同中央政府作对。也许这纯粹是出于务实,但我们当中不少人或许都对北京所取得的成就存有敬意。经过一代人的努力,这个国家虽然尚未达到富裕,但至少不再像过去那样贫穷。和绝大多数内地人以及世界大多数政府一样,我们承认中央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。我们相信诚心诚意与北京合作、走向完全民主,比事事与北京作对、动辄与内地官员唱反调好。

根据我所做的极不科学且不全面的调查,我的结论是,(香港)有一个沉默的大多数群体。他们没有时间关心政治或表示抗议,因为他们没有为此烦恼,或是不太在乎。当然,我认为大多数像我和我邻居一样的香港人想要完全的民主、廉洁高效的政府,以及更公平的社会。但我们中多数人认为,我们已然生活在一个自由安全的城市,(政府的)公共服务也算有效率。是的,这是一个半民主社会,充斥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和缺陷,但哪个社会不是如此?

这种合理的观点不难理解。然而那些反北京的人们坚持说他们无法理解、或者选择无视和压制这些观点。因为这些观点与他们自以为正确、由意识形态驱动的叙事不符。也许我们才是大多数,但我们没有制造足够的噪音,也没有引起注意。我尊重别人抗议的权利,但我讨厌被给出错误的选项——民主好,北京不好——仿佛我们正面对一场存在主义的道德危机。